创业是种狂热,但一定有人灼伤
日期:2018-01-24 浏览
导读

聊项目、聊投资、聊创业......这是中关村最常见的场景之一。不过,既然创业是种狂热,就一定会有人成长,有人被灼伤。文中的这些人 ,有着怎样的经历?

咖啡厅里几乎看不到一张空桌子,每一张桌子上都摆满了电脑,周围凌乱地围一圈椅子。插座用长长的电线吊着,从天花板一直垂到人们的头顶。桌椅是黑色的,在这里,类似的细节似乎从不被人注意,就连主营的咖啡都只是聊天的装饰。人们死死盯着的,除了电脑屏幕,就是一张张正在说话的嘴。有时即使是面对面坐着,他们也得扯着嗓子,聊项目、聊投资、聊创业。这里是2014年创业热潮里的北京车库咖啡。


林阳已经在这儿坐了几个月了,喝了无数杯他称为“泔水一样”的美式咖啡。他是一名纪录片导演,正在为一部关于中关村创业的片子寻找主人公。他相信,那个人就在这间小小的咖啡厅里。


沈立文是这里的常客,也在创业。这天,他带着林阳穿过挤挤挨挨的人群和桌椅,来到一个角落。陈康正被一群人围着,声音洪亮,侃侃而谈,“唾沫乱飞”。沈立文在人群中扒开一条缝,“让让让让”,冲陈康说:“康哥,给你介绍一位著名导演。”他加重了语气。


林阳后来回忆,那个“很壮,很高,但腿短”的男人上下打量着自己,下巴一扬,“我跟你说,NHK、BBC都采访过我,你知道吗?”说完扭头就往一旁的厕所走,双手开始解裤腰带,“我告诉你,我可是见过世面的!”


从厕所出来,陈康边系裤腰带边说,自己“刚干黄了一个项目,准备干一新的”。


林阳当时就决定,冲着这股“屡败屡战”的劲儿,片子的主人公就是他了。


“创业者都是loser”


陈康


冬天,身高将近一米八的陈康喜欢穿一身蓝黑相间的运动服,在跟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的5次见面中,他每次都穿这同一身衣服。银色的耳机竖着夹在脑袋两侧,“酷嘛”。在室内,他有时会把裤腿撸到膝盖的位置,露出结实的小腿,袖子也撸得老高。他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一家咖啡厅办了长期会员,却非要带着记者到几米之外的另一家咖啡厅,因为感觉“环境更好”。


距离纪录片拍摄已经过去近4年,这条街上,跟创业无关的旅馆、餐厅已经全被拆除,店铺越来越新,人却没前几年多了。4年来,陈康搬过4次家,住的地方距离创业大街始终不超过3公里,只是很少再去车库咖啡,他办会员的那家咖啡厅就在车库咖啡对面。几年前,车库咖啡更换了管理人员,这个曾经的中国创业者活力聚集地之一,跟整条创业大街一起,热潮渐渐退去。


陈康宽硕的身躯在椅子上显得有些局促。坐下没多久,他就大大方方地说:“我是个好吃懒做,喜欢不劳而获的人,最擅长的就是投机取巧。”言语间没有一丝犹豫和闪躲,“所以我选择创业。”


从2012年开始,刚失业的陈康就在车库咖啡创业,项目换了几十个,一次投资也没拿到。“创业者都是loser。都是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,混不下去了,想证明自己,才会走上创业这条路。”


陈康承认自己是个“loser”,但不承认自己是“草根”。“我英文很好,大学是在成电(电子科技大学)念的。草根是什么都没有,我不是。”他后来说,自己在大学成绩太差,没能毕业,在黑市花几百块钱买了个假的毕业证书。


听说林阳想让他做纪录片的主人公,陈康二话不说就答应了,他想“炒热自己”。拍摄过程中,他还特意嘱咐林阳,一定要把自己拍得“有争议一些”,不然就是在浪费时间。林阳很开心,“上哪去找这种浑身是戏的主人公啊”。


陈康当时正在做一款基于地理位置的问答App。那会儿,各种各样的App在创投圈风头正劲,用小米创始人雷军的话说,站在风口,猪都能飞。


几乎在半天之内,陈康就找到了3个“合伙人”,其中一个就是沈立文。跟陈康的张扬不同,沈立文不怎么爱说话,个子不高,浓眉大眼,有人说他长得有些“执拗”。他老穿一件大红色的卫衣,记者一样没见他换过。


刘慧和杨志是他在车库咖啡临时找的。一个是在美国华盛顿读商科的广东女生,刚满20岁,一头长卷发,声音软糯,带着港台腔。另一个是年过30的东北爷们儿,原本在老家做老虎机生意,说话有些直愣,觉得陈康有“大层次、大眼界、大局观”。他对着林阳的镜头说:“创业就是一群疯子,被另外一群疯子相中了。”他们管陈康叫“康哥”。


团队的办公地点就在车库咖啡。这里提供打印、复印、扫描、名牌制作等服务,以每小时5元的价格提供移动测试机,还有投影仪、会议室、桌面触屏等设备,甚至还有按摩椅。


这样的“咖啡厅”,创业大街上就有三四家,跟各种创业学院、孵化器、创投平台交错林立。如今,这条全长220米的步行街,一头立着“中国海淀图书城”的牌楼,毛笔字迹苍劲有力,古香古色。另一头,是一块极具现代感的灰白色牌楼,用印刷字体写着“中关村创业大街”。


据统计,2014年大约有200个团队在这条街上拿到接近10亿元的投资。如果按照投资人占股20%的惯例,仅这一年在创业大街上新成立的科技公司估值就达到50亿元。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8点,竖立在大街南门西侧的一块高23米、宽7米的电子液晶屏,每隔20分钟播放一轮创业大街上的融资情况。那年下半年,这条街共举办了430多次创业宣讲,驻足聆听过的创业者有40000多名。


陈康总想做一些“能改变世界的事”。他给自己的新项目取名“敢问”,功能是在以使用者为中心、半径一公里的范围内,其他用户可以随时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,也可以随时向他提问。陈康更倾向于把它描述为一个陌生人之间相互求助的平台,即使是借一个充电器、一把雨伞,也能帮助一部分人,解决他们的需求。


“我想借助这样一个小的App,能够稍微改变当前中国人与人之间相互不信任的状况。”陈康说。后来,在手机应用商店的App介绍里,他写的是:“你爱这个世界吗?你敢问吗?”


花上几十块钱买一杯咖啡,他们就能在车库咖啡待上一整天,脑袋凑在一起,在一张白纸上一遍遍画着方框,框里是一排排分割线,写着:问题1、问题2……那是他们对这款产品的粗略想象。林阳扛着仅有的一台摄影机,把镜头一会儿对准那张纸,一会儿对准那几个扎堆的脑袋。


那会儿,陈康老是跟沈立文深夜坐在创业大街的台阶上,聊创业成功,俩人一起“扬名立万”的事儿,也聊这背后的艰难与风险。


“你不怕吗?”陈康问。


“我怕个啥呀,我不怕。”沈立文在黑暗中回答。


那是一股垫底的味儿,坚忍的味儿



陈康是沈立文在车库咖啡见到的第一个人。


2013年春节刚过,沈立文背着一个双肩包,从老家安徽省安庆市只身来到北京,下了火车就直奔车库咖啡。


他原本在老家做倒买倒卖二手挖掘机的生意,有天在微博上看到,在车库咖啡,“跟投资人讲一个故事就能拿到500万元投资”,就把自己仅有的一点资产——一台车——卖了7万元,揣着过来了。


一进车库咖啡的门,沈立文一眼就看到了在人群中间高谈阔论的“康哥”。他觉得这个人“像老板”,就凑了过去。直到现在,他依然觉得陈康“热情、有理想、有才华,能迅速理解自己不熟悉的领域”,“这些都是创业者的基本素质”。过了好半天,陈康才注意到这个衣着朴素、默不作声的“新人”。


沈立文跟陈康说,自己有个叫“特立派”的创业项目,就是把安卓系统连接到固定电话上,帮助商家进行来电数据统计。他觉得这个“没人做,挺好玩的”。


陈康心想,这项目不行,“真是shit”,但还是问他:“你有PPT吗?”


当时的沈立文连台电脑都没有。当天晚上,他买了两张A3纸,在24小时营业的肯德基熬了一宿,手写了一份“商业计划书”。他还特意用了铅笔,“好改”。


第二天,看到那份写得工工整整的“计划书”时,陈康惊呆了。他依然觉得这个项目是“shit”,但觉得沈立文这个人很靠谱。从那以后,俩人就成了朋友,再后来,又成了合伙人。


创立“敢问”初期,资金是团队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。加入团队时,每个人都是赤手空拳。技术也是问题,陈康去求几个程序员帮忙做产品,有的直接摆摆手,“不可能”。


那段时间,陈康一直住在北京大学的一间教职工宿舍,是游泳时认识的一个朋友提供给他的。每月600元房租,但他没有收入,经常拖欠。六七平方米的屋子放着一张高低床、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,全都堆满了杂物,被褥老是从上铺耷拉下来。起初,林阳去拍摄时,他还想整理一下,后来时间长了,干脆不管了。


陈康是北京人,父亲原本在部队负责修坦克,后来转为工人。他从小在卢沟桥附近的军工大院长大,是家里最小的孩子,有个姐姐,家里人都宠他。院里有礼堂、电影院,夏天隔三差五就有吹小号的声音,提醒大家去看电影。上个世纪80年代时,他家已经安上了闭路电视。


“但是跟部队大院还是不一样。”陈康听起来不太高兴。部队大院就在他家对面,住的是军人家庭,安防更严,条件也更好,新来的电影都是那边先放映。两个院的小朋友从来不一起玩,“不打就是好的”。后来,他住在北大,也毫无感觉,“我在那没有归属感”。


到中关村创业之后,陈康时常跟家人、朋友借钱,几年下来大概有10万元。“跟家里人还谈什么亏欠,”他声音低了下去,“我也不是故意的。”


沈立文来到北京后,一直住在一家洗浴中心。他办了一张最贵的会员卡,算下来每天的“住宿费”只有28元,能洗澡,能睡觉,一天有一顿早饭、一顿自助夜宵。他觉得很划算。每天早饭使劲儿吃,中午就不吃了,一直顶到夜宵,然后穿着浴袍睡在按摩椅上。按摩椅有好几排,上边都睡着人,磨牙的、打呼噜的、说梦话的。


时间长了,沈立文身上老是有一股潮乎乎的怪味儿。他每次去车库咖啡,大家都能闻到那股味儿,他走以后,那味儿还迟迟不散。


现在,曾跟他一起在车库咖啡待过的人还会怀念那股味儿。有人说,那是一股鼓舞人的味儿,因为大家都在坚持。也有人说,那是一股垫底的味儿,坚忍的味儿。


拍摄期间,林阳也住在那条街上。为了每天都跟他的主人公们“混在一起”,他跟同事在创业大街的一家旅馆开了两个房间,住了半年。几乎每天中午,他们都去街上的“李先生” 牛肉面馆吃饭,许多素材里的同期声都是机械的“特价套餐,特价套餐”。服务员几乎全认识他们,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去,爱吃什么。后来,那家快餐店因为“创业属性”不够强,被拆除了。


林阳在拍片的时候“老干一些不正经的事”。他喜欢有挑战的选题,去拍进城务工人员,跑了北京十几家菜市场,只为找到合适的主人公,市场上的人都以为他是“搞传销的”。他抢着去拍云南森林大火,还坐着军舰在海上帮忙捞尸体、救人。有次他想做一个大葱涨价的选题,前一天下午刚定下题目,第二天中午已经把车开到济南的葱地里了。


为了给“敢问”项目凑启动资金,沈立文甚至打算回老家,把自己攒钱在合肥买的房子卖了。林阳扛着机器,跟着他到了安庆。沈立文找到父亲的时候,老人正在睡觉,张嘴仰面,呼噜震天。墙面已经斑驳。沈立文没有立刻把他叫醒,却也不知道该做什么,只是垂着手,看一眼镜头,又别过脸看一眼父亲。


父母自然不同意卖房,把钥匙紧紧攥在手里。沈立文只能妥协。走的时候,妹妹去送他,在尘土飞扬的马路边,他再没提一句卖房的事。


后来,陈康的姐姐成了他第一个“天使投资人”。“一定得计划一下了”,姐姐一边数出六千块钱,一边说,“我觉得老这么借你钱,可能不是一件好事。”


“优雅的混蛋”


加入“敢问”团队时,沈立文同时还在做其他的创业项目。他在老家做二手挖掘机生意的时候有了些经验,后来在车库咖啡泡了一阵子,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成“互联网+”。他想把全国范围的二手挖掘机数据都集中起来,让用户可以像在网上购物一样对接需求。


所以,当陈康想让他全职做“敢问”的时候,他不乐意了。“我希望有时间做我自己的项目。”


一次在饭桌上,两人矛盾爆发,言辞激烈。陈康觉得既然加入了团队,就应该全身心投入。最后他甩手而去,留下沈立文和一桌空空的碗盘。这时距离团队创立,才刚刚20天。


跟陈康以往的创业经历相比,沈立文的离开对他来说甚至算不上“挫败”。他第一次创业是在2007年,跟一个英国人合伙办了一家帆船俱乐部。陈康喜欢玩帆板,以前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一趟秦皇岛,玩一次就要三五百。他爱这种运动的“刺激、神奇”和变化无穷,以及站在浪尖的那种自由的感觉。


他也喜欢拳击。“打拳和创业很像。欠更多的钱,让更多的人失望,所以就不做了吗?所以就不打了吗?”陈康说,“我能站上拳台,我能再来一次,这种机会不是很多。”他说自己属羊,喜欢对抗是天生的。


第一次创业,他跟合伙人买了十几条帆船。为了不让别人把船偷走,在秦皇岛的海边搭了个简易的棚子,陈康在里边住了两个月。那会儿是冬天,为了取暖,每天太阳下山前他都要在海边跑几个来回,还在棚子外边烧口炉子,可夜里还是冻得直哆嗦。


后来生意没赚着钱,父母给凑的17万元也全赔进去了。有一段时间,家里没人敢提这件事,电视里如果在播帆船节目,陈康都不敢看,立马换台。


2012年他到车库咖啡后,创业依然屡屡失败。有个项目他跟合伙人一起去见投资人时,被介绍的身份是“销售顾问”,还有个项目的合伙人根本不让他一起去见投资人。


2013年年初,陈康跟另外4个人在车库咖啡搞了一个“开放实验室”,相当于一群创业者相互交流的俱乐部。每个会员需要交500元会费,而包括陈康在内的5位“直委”能够决定加入的人选。那或许是当时的他最能用“成功”形容的身份了。


“开放实验室”的灯光几乎每天都要亮到凌晨以后,一群人意犹未尽地出门,马路上只有一家拉面馆还在营业。几个月后,几位“直委”都陆续拿到了投资,除了陈康。


那会儿他喜欢一个女孩,对方想去丽江,他硬是咬牙借钱陪她去玩。走在街上,女孩说“我明年一定要买辆车”,陈康心想,自己买不起,也不会开,“配不上人家呗”。


沈立文离开后,“敢问”团队就只剩下3个人了。分工也简单,刘慧是产品经理,杨志负责方案和框架的制定,陈康自己是CEO。他拿着刚刚做出的产品“小样”去见投资人和一些朋友,请他们试用。


得到的反馈很尖锐。“问题不够有趣。”“你的产品跟知乎和百度问答的区别是什么?”“有什么东西可以激励大家回答你的问题?”“你的商业模式是什么?靠什么赚钱?”陈康答不上来。


他跟投资人说,自己想借这个App改善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。对方笑着说:“那你应该去传教啊。或者你更适合演小品。”


那位投资人后来对着林阳的镜头说:“就是一个普通项目。这里的人都想创业,但是看问题都比较浅。”


面对同一个镜头,遭受质疑的陈康说:“我不需要这些人给我提供意见,我是个装意见的桶吗?”他觉得那些意见“全是胡扯”,“他人即地狱”。


刘慧和杨志也渐渐开始怀疑陈康的能力。刘慧觉得陈康的想法不够清晰,“他总觉得拿个idea各种说就能拿到融资,可实际上别说产品了,连现在3个人的团队都不够稳定”。她越来越发觉,陈康是个“见人说人话”的“优雅的混蛋”。


杨志的财务状况也并不乐观。他有老婆孩子,已经一年半没有收入了。陈康不知道这些,只知道他结婚了。“我没有孩子和家庭,不能假惺惺地说自己理解他,”陈康说,“因为我不懂。”


陈康做过一个心理测试,在“事业”“爱情”“家庭”“金钱”和“性”中,他最看重的两项是“事业”和“性”,“家庭”排在最后。


每次从中关村回到丰台区的父母家,他仿佛就穿越到了另一个时空。这里的咖啡厅不多,楼房低矮,树木高大。家里很安静,墙上挂着字画和年历。父亲70多岁了,穿着齐整的衬衫和毛背心,母亲戴着眼镜,有时也问陈康:“这俩人能不能跟你长久啊?”他们对儿子在做的事情一知半解,只知道“现在创业的人太多了”。


“敢问”创办58天后,团队里只剩下陈康一个人了。在跟拍了七八个月之后,林阳终于慢慢放下了手中的摄影机。


“比起结束,我更想拍一段开始”


车库咖啡一角


陈康再一次失败。但沈立文成功了。


沈立文把自己的“互联网+二手挖掘机”的想法跟一位有相关背景的投资人“聊了十分钟”,就获得了投资,几轮下来也有近千万元。发展最迅猛的时候员工有100多人。


可他还是不像个“老板”。“我以前买衣服都不超过三四百(元),现在贵一点了,五六百(元)。”对他而言,创业并不只是满足物质需求的手段。沈立文的第一份工作是村里一名数学教师,一年不到觉得无趣,又去了浙江的餐馆打工,后来又攒钱跟人合伙开了家鞋店,一年也有十几万元的收入。iPhone4刚出来的时候,他就花6000块钱买了一台。


老家的表弟很佩服他,“我要是过上这种生活就满足了,但他不会”。后来,沈立文又去了深圳,做山寨手机的买卖,投进去几十万元,最后赔得只剩一台车。他卖了车,只身来到车库咖啡。


“我创业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,”他提起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,“是为了实现人类最高层次的需求。”


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凌志军在他的《中国的新革命》一书中写道,在1990年代,中关村的公司有77%在3年内消失,有90%在5年内消失,有99%在10年内消失。


在中关村创业大街,这种更替速度变得更快了。“2013年,你很容易找到一个月前在咖啡厅里遇到的创业团队。现在,你很难找到一周前在这里工作的人。”陈康说。


上世纪90年代,陈康在中关村花了1万多块钱“攒”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,屏幕还是黑白的。那时的中关村更像个市场,在墙上开个洞就是一个摊位。陈康去一趟路上要倒两三趟公交车,花1个多小时。那时的他从来没想过,自己有一天会长久地待在这个地方。


2013年年底,听说“中关村那边快黄了”,林阳拿起相机就去拍。海龙大厦门口,一位妇女抱着三四岁的孩子打算离开北京,冻得直流鼻涕。不到两米长的小柜台后边,一个男孩说自己想“转型”,但是不知道干什么。东西卖不出去,各个柜台之间搞恶性竞争,打得满脸是血。


“他们再也回不去了,却又无处可去。”林阳清晰地意识到,一个时代结束了。同时他也敏感地发现,原先的“杂货铺”正在变成“创业空间”,另一个时代正在到来。


“我原本是想去拍一段结束,但是看到创业大街后,我发现更猛烈的、更汹涌澎湃的是即将到来的东西。比起结束,我更想拍一段开始。”林阳说,“与其缅怀一个即将要消失的东西,何不记录一个必然降临的未来呢?”


拍摄结束后没多久,“敢问”App的服务器彻底停止了运行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,陈康都在“等片子上映”。“我太想红了。”他对欲望丝毫不加掩饰。


后来他又做过VR、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的项目,“每一波风潮都让我赶上了”。每一次,陈康都觉得自己离成功很近,但都以失败告终。他每天在车库咖啡见六七个投资人,音信全无。经历过2015年的股市震荡后,投资人变得越来越理性。


有段时间,陈康沉迷于在网上玩德州扑克,曾经一晚上输了六千块钱。玩“王者荣耀”,一天6个小时。晚上睡不着,想到自己马上40岁了,还一事无成,就慌出一身冷汗。


离成功最近的时刻


从2017年12月开始,陈康觉得一切都不一样了。


这一次,他的方向是改造以太坊,增加区块链的供应量,使其变得更加安全。“区块链革命已经到了。”就在前几天,真格基金的创始人徐小平在微信群聊中发了一段话,“这是一场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的伟大技术革命。对传统的颠覆,将比互联网、移动互联网来得更加迅猛、彻底。”


投资人薛蛮子表示,徐小平可能过于“亢奋”了,但在2017年,他本人投资了20个区块链项目。1月10日,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柯达公司,宣布将建立区块链照片版权平台和发行柯达币,消息宣布后,柯达公司股票即时暴涨了122%。国内的百度、阿里、腾讯等互联网公司也先后布局区块链技术。


陈康觉得自己这次真的要“发财了”。他跟姐姐、姐夫借了70万元,全部投在了这个项目上。前段时间,他在一周内获得了两次投资,大约有600万元。这是他创业这么多年来,第一次拿到投资。


他开始在全国举办巡回演讲,穿着那件蓝黑相间的运动服,把裤腿撸到膝盖,一只脚踩在面前的台子上。同城内的出行,不管距离远近他都会选择打车。跟记者约定的采访,有好几次都是在车上进行的。


沈立文也成了他的客户。二手挖掘机的公司最近在融资上遇到点问题,他裁了些人,自己也很少去公司,经常跟陈康待在一起。


“创业有的时候就是看方向,方向对了一切都好办。”显然,陈康觉得自己这次选对了方向。


他已经把欠姐夫的50万元还清,还多给了5万元。至于欠姐姐的20万元,他不打算还了,“一家人嘛,别把钱看得太重”。


他盘算着,春节前就能赚到“一套房子首付的钱”。几年前,他跟母亲走在路上,旁边就是一个高档小区,“阳台有十几米宽”,那时的他仰头看了一会儿,默默走了。他还想象着以后能在马尔代夫定居,出门就是大海。


陈康对“成功”最大的幻想,并不是金钱,而是再也不用干“自己不想干的事了”,“不用借钱,也不用上班”。


大学肄业后,他大概换了七八份工作。在外企做过销售,穿着西装在河北的工厂挨家挨户推销产品,帮招聘网站卖过广告,还托亲戚的关系进过事业单位,甚至做过灯光师。几乎每份工作,陈康都是被辞退的。“我不服管。”他会在工作中顶撞领导,白天在桌子上睡觉,“爷没法干这些伺候人的事儿。”


他很怀念原来在车库咖啡的日子。那是个“自由的乌托邦”,“没人管我,声音大的就是老板”。沈立文也怀念那里,“难道你不怀念你的家乡吗?”


在一次电影节的展映上,陈康第一次看了林阳拍自己的那部片子。“看不下去,”他摇摇头,“接受不了自己。”他原本很期待,还把母亲一起带去了现场。放映结束后,母亲连口水都没喝就走了。但他还是希望片子尽快上映,“我太想红了”。


“创业是一种狂热,但也一定会有人被这种狂热灼伤。”林阳说,“创业最终通往的是成长。”


按照计划,片子今年将在院线上映。到时候,林阳打算租一台服务器,让陈康的“敢问”“复活”。影片结束后,观众扫描二维码就能下载这个早已陷入绝境的App。


“至于能活多久,就看命了。”林阳说。


(应采访对象要求,文中陈康、沈立文、林阳、刘慧、杨志为化名)


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玄增星 来源:中国青年报 ( 2018年01月24日 12 版)